在上海寻找艳遇的外国人和外地民工,山东大妞

数年前本人回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最初是在莘庄北桥那里的一家中日合资企业做了三个月左右的临时翻译。当时是日本一家上市公司(好像叫东方纺织之类的名字)与那家合资企业合作建设一条生产线,生产包装食品用的保鲜薄膜。那条生产线里使用了部分德国设备,由德国工程师在现场负责监督指导安装。中日德三方人员共同建设生产线,为了避免出现鸡同鸭讲不知所云的情况出现,需要找个翻译沟通语言。德国人说不必用德语,可以用英语交流;日本人对英语不怎么有自信,想找一个懂英日中三国语言的家伙充当翻译,本人中文是母语,自然可以应付;日文也马马虎虎能够凑合;英文嘛,说来惭愧,其实就会点皮毛,日常会话而已,但由于本人持有加国护照,而日本人认为:加拿大人岂有不会英文之理,所以给予本人令人感动的高度信任和期待,结果本人便滥竽充数,去那里充当了三个月的“鬼子”翻译。

杂种、野种、私生子、婊子儿、小娘养的,这些在非正常婚姻内所生的子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不喜欢,而且都有骂词。

我发现,全中国南北各地的人说话,都不如北京人说话用力。北京人说话不仅嗓门大,字正腔圆,而且喉舌之间还藏着一股浓浓的“哄哄”之气,听起来既象是从鼻孔里冒出,又象是从嘴巴里喷出,与大话、空话、政治笑话搅拌在一起,就成了活脱脱的“牛X哄哄”。

我在那里的工作是为日方负责该流水线安装工程的一个三人小组做翻译。那个三人小组之下有若干下属的日本会社承包流水线不同部分的安装业务。那三个月里除了那个三人小组成员之外,在流水线担当设备安装业务的日本人来来往往于日本上海之间的前后有几十人次之多。随工程所需,有的呆的时间较长,有的三五天而已。这些日本人都住在莘庄附近一个叫春申路的车站边上的宾馆里。那段时间我每日早早去宾馆等候三人小组,会合之后叫出租去相距三站路远的工厂,晚上工作完毕又常常与他们一起去吃饭喝酒应酬,三个月中几乎朝夕相处,与三人小组成员自然变得熟稔,与其中一个主要负责者还成了朋友。此外因工作关系与其他在现场工作的许多日本人,还有德国工程师,以及在日本人指挥之下实际挥汗安装机械设备的许多民工也有不少接触,在与他们接触和交谈过程中对他们工作之余在上海的业余生活也有了些许了解,其中使我感到好奇和印象深刻的是有关他们在上海寻偶或者说寻找另一半的活动和话题。

如果说,非正婚姻所生的子女背负着道德上的骂名,那也应该骂他们的父母,而不应该骂他们本人,因为他们是无辜的。

其他地方的中国人,虽然也爱吹牛,也爱讲大话,比如说山东人,但因为喉舌之间少了这股“哄哄”之气,所以,只有牛X,没有“哄哄”,充其量也就算个大炮筒而已。

日本人德国人和外地民工,虽说来自不同国度不同地方,国籍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然而也有相同之处:都是离乡背井,都是单身赴任,生活单调,精神空虚,最关键的都是男人,而且大多身强力壮如狼似虎。所以对于寻找另一半的需求或欲望高度一致,饭桌上的话题也常常三句不离女人。但在实际操作方面,我发现日本人德国人和外地民工各有不同方法或特色,解决问题的途径可谓大相径庭。

所以我看出,人们讨厌非婚、异婚所生的子女,除了道德上的无理谴责之外,还有一层更隐蔽的真实意思,那就是嫉妒,因为非婚所生的私生子、混血儿、秋疙瘩,普遍比正常婚姻内所生的子女聪明、优秀、杰出。为什么呢?

北京人走路,远没有说话上心、用力,很多老少爷们走路都象转圈,外八脚,水蛇腰,走起路来,一晃三摇。

先说说日本人吧。日本人在上海寻找另一半的途径简而言之是花钱寻找临时情侣。我去宾馆接三人小组,没过两日便在宾馆大厅见到有日本人与依着讲究涂脂抹粉的年轻女人一同走出电梯穿过宾馆大厅到门口拦截出租车。日本人先替女人叫来出租送走,然后与其他二三伙伴合坐其他出租前往工厂上班。有的女人上车前还与日本人相拥接吻,状如夫妻。宾馆前台服务人员对此似乎司空见惯,毫无意外或惊讶之表情。那宾馆里住着几十个日本人,前台服务人员不懂日语,有几次前台经理因有事需与房间中的日本人沟通,请我帮忙打电话。我之后问其宾馆何以有来路不明女人与日本人交往,他笑而不答,那表情意味深长,意思大约是“你懂的”。但我不懂并好奇这些女人语言不通,如何与那些日本人相识并进而发展交易的。后来与日本人一同吃饭,听他们聊天和交换情报及心得,便略知大概情形之一二了。

因为人类的婚姻,自始至终都无法在自然生理欲望与社会功利拘束之间平衡,往往是外物因素,道德伦理因素排挤、压迫、侵占了自然欲望因素。哲学家提出的所谓“存天理于人欲之中”的倡议,不过是一种理想,很难付诸实践。所以,大多数正常婚姻内的男女,他们在“做人”时没有激情,敷衍了事。

古早时期,我与中粮华润粮油做生意,对方经理姓赵,我戏称之为“赵氏老儿”,其实,我们那时年龄并不大,都才三十出头,但习惯彼此以老相称。这位赵老爷身长八尺,面白如玉,声若洪钟,可就是TN的走路姿势难看,一副风摆杨柳、螳螂捕蝉的造型。

原来那些女人分几种情况:最多的是直接给房间里的日本人打电话推销自己送货上门。她们通常都学会了几个关键的特殊日语词汇,然后以蹦单词的方式,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迅速使日本人明白她们的身份技能和目的,碰上胆大又按捺不住的日本人便会顺利成交。之后胆大的先行者将经验与人脉资源传授介绍给因谨小慎微而有心无胆的后进者,于是许多日本人和小姐便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了。这种情况的关键之处在于小姐如何会知道日本人的房间电话号码,日本人相信小姐与宾馆相互默契暗有合作,联想到宾馆前台经理暧昧而意味深长的表情,我以为不无可能。

而偷情、私奔、婚外恋者,老少夫妻,异族通婚男女,当事人在“做爱”时,大多能抛开外在条件的羁绊,直奔主题,所以能经历“夜深情急,透死忘生。腹里癫狂,心中沸乱”的激情时刻,更能享受“颠鸾倒凤,脉胀筋舒,交感一翻,浑身通泰,睁开四目互相看,两心热似红炉炭,琴瑟不足喻其和,钟鼓不能鸣其乐,心去无人制,情来不自禁”的交欢大乐。

有一次,我在北京请他吃饭,算是回请。出于省时,我提前把凉热菜都点好,一人一瓶二锅头也摆好,就等他祥云驾临了。可没想到,他突然致电与我,说他还带了一位美女朋友同车前来。

第二种情况,是日本人去类似KTV之类场所娱乐时结识的女孩,熟识之后逐渐发展成特殊关系。三人小组里有两个便是属于这种情况。一个是年过五十的老同志,已无胆量与来路不明的小姐周旋,但他依然老骥伏枥壮志不已,从KTV里结识了一个女孩,后来带回宾馆同居,每日据说付与女孩几百元。此老同志白日里上班时精力不济,时常哈欠连连瞌睡不断,成为其他日本人背后取笑的对象,说他只有晚上才会全力以赴努力工作。有一回,老同志神秘兮兮地将我拉到一旁,说有一私事求我帮忙,结果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有日语写就的若干情话,他要我翻成中文,还要求我用日文假名标出中文读音。他当时的那张似乎不好意思又满脸堆笑的脸十分生动使我难以忘却。另一个是成了我的朋友的那一位。三十六七岁,是那项工程的技术负责者。他休日时曾邀我去日本人群居的虹桥开发区吃日本餐,去那里的高档KTV边唱歌边与穿着性感且会说日语的女孩唱歌喝酒聊天。成为朋友之后,他不仅对我说了许多工厂里日本人之间的诸多人事矛盾,并与我商谈如何了断他在上海陷入尴尬的情感问题。原来他也有一个KTV结识来的女孩,开始只是逢场作戏,后来却彼此动了真情。可是他在日本有太太,还有一个刚读小学的儿子。他既感愧疚于家人,却又不舍也不忍伤害上海这里的这个女孩。颇感纠结。

成年男女,凡能在“男欢女爱,情浓意切,香魂欲去,好梦将来”的情境中受胎怀孕,生男育女,其胚胎尽得父母生命的精华,精气神充足,好比稻麦秀穗灌浆,风调雨顺,日丽月朗,自然能孕育出好种子。

我赶紧叫服务员又多预备一副碗筷和酒杯。他俩进门的时候,我恁是没看出来这是一男一女,只当是两个窈窕美女。俩人都悄悄地坐到了我跟前,我还在那里举目凝望哩。当着美女的面,我都没敢说出原因。

第三种情况大概只有情场老手才能如鱼得水。流水线上有一个日本人四十来岁,外形挺拔英俊。此君在日本离了婚,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儿。他说他来中国的主要目的就是寻找女人。他不去KTV之类的娱乐场所,却专在类似永汉日语学校之类的私人所办日文学校门口等候女孩,看到喜欢的,便上前搭讪,主动提出愿意免费教对方学习日语。以此方法居然屡试不爽,前后交往了好几任中国女友。有一次他身体不适前往闵行一医院就诊,电话其女友,女友居然从上海赶往医院为其做翻译,使他大为自满和得意。

这就是为什么私生子、混血儿、婊子养的、小娘生的,通常都要比普通男女更优秀的原因。也是他们遭人忌恨,备受责骂的隐藏原因,真实原因。

袁腾飞,袁老师,小伙子长得多精神!站那儿奋笔板书,坐那儿侃侃而谈,如松如钟,如山如岳,可走起路来风景全煞,跟二鬼子似的。不信,你看看他的系列节目《袁游》。听说有人在帮他矫正眼睛大小,咋没人帮他矫正腰杆不直呢?

九十年代我在日本学开车,有一次听几个教开车的日本人聊天,其中一人说中国如何如何封闭,说他听说日本人如果在中国买春被公安捉住,轻则坐牢,重则枪毙。还要我对此无稽之谈给予证实。我在与上述情场老手聊天时想起此事,讲与他听,他露出极其不以为然的轻蔑表情说:那种没见识的“巴嘎”,知道什么中国的事情?!

正常婚姻内所生的长子、长女,也有这个优势,所以,他们通常比弟弟妹妹出色。

北京爷们的腰杆,究竟是什么原因,变得如此“蒲蒻”?是“腰缠四大恒”坠的,还是政治转向累的?奇怪的是,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缺同样的微量元素,为什么北京妞儿的腰杆,个个都直的象旗杆?

本文由402com永利手机版发布于两性话题,转载请注明出处:在上海寻找艳遇的外国人和外地民工,山东大妞

相关阅读